学术人生丨流连于语文学与语言学之间——浙江大学史文磊教授学术成长访谈录

邢添尔语言学 2023-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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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连于语文学与语言学之间

——史文磊学术成长访谈录

史文磊，汉族，1981年生，山东昌邑人。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获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2014年）、《汉语历史语法》（2021年）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鉴定“优秀”）“语法化中的语法性及相关问题研究”、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语分析性词汇语法特征的历时演变研究”等；获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科）青年奖（2020年）、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2015年）、浙江大学“2014 年十大学术进展”（2015年）、第十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叔湘语言学奖二等奖（2012年）等奖励。

邢添尔（以下简称邢）：首先，请介绍一下您求学的经历。

史文磊（以下简称史）： 我大学毕业，签了我们县的文山中学。文山中学是县重点，离我们家五百米，很方便。父母说，在这里当一名中学老师，多好啊。但当时我总觉得，当一辈子的中学老师，好像不太甘心。所以大四那年也同时准备了考研，后来也是很意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之后又考取了南京大学的博士，然后又出国，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我之所以报考北京师范大学，主要是发现那年师大的古代汉语专业招生特别多，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考的时候英语还没过，考了45分，基本上没戏了但那天回宿舍，突然舍友跟我说，接到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电话，让我去复试。我去复试，恰好是2003年“非典”那个时候，4月5日、6 日、7日在北京还没有什么感觉，7日回来以后就全部戒严了,很艰难的一个时刻尽管英语没有过线，但是好像那年专业题出得太难了，过线的人不多，那一年又刚好是自主画线招生，然后师大那边就问我愿不愿意上自费。

我想了想，交钱也去，给自己一个机会。人生就是很奇妙的，因为这个事就改变了。

去了北京，一种很空旷的感觉。整个北京城那么大，也很繁华，却什么都不属于你。我们那级是住在大运村，在北京语言大学那边，骑着自行车每天路过北京电影学院、北京邮电大学，刚开始看着空旷的马路，什么都不舒服，感觉很落寞。但是慢慢两年下来以后，又觉得这个城市很有吸引力，觉得要做事的话，还是要留在北京。

但是阴差阳错，想留北京，却没留下。那年我的硕导王立军老师不能招博士生。其实我当时硕士三年，还是不清楚自己到底要不要做学术，要不要做研究。我的硕士论文是做宋金房山石经的碑刻文字，就是一个字头一个字头地摘下来，做了将近100万字的材料，做了很厚的字表。当时感触最深的就是我的硕导王立军老师，那年他刚留在北京师范大学，我是他在师大招的第一届，他带着我们读《说文解字》。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玩的。读一读、写一写、抄一抄，但也不清楚《说文解字》到底有什么用。

然后硕士三年级找工作，本来是有一个不错的选择的，我记得济南有一个山东管理干部学院，但没成。那一年我联系了北京大学，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联系了南京大学。南京大学的汪维辉老师给了我很详细的回复，考哪些方面的内容，准备哪些科目，看哪些参考书。我很感动，所以就报考了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我记得是2006年的3月17日左右考试，我当时拉了另外一个舍友来考的，他是管理学院的，但他当时没考上，我考上了。真的稀里糊涂，就是这样，感觉人生真的是际遇。

到了南京大学，也还是不明白，还是比较懵懂，到底什么叫作研究，要做什么样的研究。尤其是第一年，现在想想，我第一年好像就是看看书，写写文章吧。但是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东西还不是很清楚。其实我博士第一年写了好几篇文章，包括在《语言科学》上发的文章，讲“媳妇”的字形演变，好像西南大学有学者写过这样的一篇文章，我觉得他说得不对，然后我写出来商榷的，投到《中国语文》后也没有反馈，我就想再重新写一个，投到了《语言科学》。还有一篇写量词“掘”的文章，那天汪维辉老师给我打电话，夏天的中午，记得很热，当时我们住在南京大学外面的上海路148号，很简陋的一个地方。汪老师跟我说《中国语文》发了一篇文章，他觉得可能有点问题，让我去看一看。于是我就去看了看，但看了看好像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当我看到他那个文章讲清代马骕的《绎史》，讲周公“一沐三捉发”，他抄过来的就是“一沐而三掘发”，这个“掘”跟“握”不光是量词混用，动词还混用。我当时想，哪有“一沐三掘发”，不都是“一沐三握发”吗？慢慢就开始去看文献，那段时间在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部，天天待在那，大概有20天，查出处、查文献，基本上能够确定那篇文章的观点是错的。现在想想，这个问题还是很有必要再展开的，当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掘”和“握”，还有那个“撅”字，在近代汉语里的字际关系非常复杂。

邢：那您选择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初衷是什么?

史：对我来说，步入学术研究，其实是一步一步走上这条路的，也是一个不断自我认同、获得自我成就感的一个过程。一开始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学术规划，只是不甘心做一个中学老师。当时我在南京大学博士毕业以后，我一心想回到北京，结果就是去中华女子学院都很困难。北京根本进不去，几乎没有听说过北京以外的应届毕业生进北京找到工作，北京高校的工作一定要先读个博士后才行，很困难。

当时硕士毕业以后，我给牛栏山中学投简历，校长在电话里操着一口京腔儿，告诉我怎么去，要坐好几趟公交车，也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后来刚好博士录取结果出来了，就没去，真是不甘心到中学。然后博士毕业其实我还可以去高教出版社，但后来权衡了一下，还是选择了一个做学术的地方。能来这里，跟汪维辉老师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他2009年来浙江大学。大概来了浙江大学三四年以后，觉得自己要能够做一些对于这个学科有贡献的研究，后面慢慢也发了几篇文章，出了书，感觉自己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东西出来。

但其实对于我2014年那本书，也还是很忐忑，觉得这样的做法跟现在浙江大学的学术风格、学术理念不太一样，所以我这两年也在慢慢转型，试图去把语言学的理论跟文献的解读结合在一起，也试图去挖掘出土文献和传世材料的理论价值，用这个理论来更好地解释传统文献。所以我觉得到目前来说，才算是真正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一个阶段。你知道自己要做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对这个学科来说是有价值的，也知道要怎么做，有一定的追求和理念。

邢：您曾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和英国剑桥大学访学，对此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吗?

史：很机缘巧合的机会，2016年的春节期间，汪维辉老师给我们群发了一个邮件，国家留学基金委要开展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出国项目，每年选5000人，如果愿意去的话可以帮着联系导师。我当时觉得反正无所谓就试试看，但我真的是从来没想过我会出国，我一个学文献的、做古代汉语的出国干嘛去，真是从来没想过。然后当时就联系了威斯康星的张洪明老师，联系之后，好像就没有下文了。

但是后来一次上课，我听见同班的张艳，就是柳士镇老师的一个学生说她拿到了威斯康星大学做形式句法的李亚非老师的邀请函，我就马上跟张洪明老师联系，后面才发来的邀请函，已经快要截止了。后面还要交体检报告，然后我记得第一次体检结果出来以后，说我的转氨酶偏高，据医生说像熬夜或者是跑步后马上体检转氨酶就会偏高。所以我休息了两三天后又去测，居然真就可以了。

反正后来稀里糊涂地就去了，我在我那个书的后记里也说，我第一次飞美国，连橘子汁叫什么都听不懂，飞机上的空姐问我要 orange juice 还是 apple juice 都听不明白。旁边坐的是当时四川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名字不记得了，他跟我翻译说问要橘子汁还是苹果汁。就烂到那样的一个英语水平。

去了以后，要找室友，因为没法通话，所以室友就通过发邮件，说在国际留学生住宿中心门口，他戴了一个红帽子，然后开着一辆绿色的车。当时觉得很可怕，这家伙不会是流氓吧。住进去的第二天早上，他就把他的铺盖和行李拿到了客厅的中心，我想这是什么意思？室友要跑路了？是不住了还是怎么着？他要是不住的话，住宿房租谁跟我一起分摊？就很担心。结果到了那天晚上又回来了，他说了半天我才有点明白了，他要跟我换房间，我也没听明白到底说的什么，就说了个“可以”，交流障碍就严重到这个程度。

反正就在麦迪逊待了两年，也修了好多的课，主要是一些形式语言学的课，形态学、语义学、句法学都听过。简单的形式句法课，我上了三次跟着他们画树，反正也看不太懂。还参加过他们的读书班，一个德语系的老师叫 Joe Salmons，也是期刊 Diachronica 的主编，组织的读书班读18世纪、19世纪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始文献，比如琼斯、施莱格尔。后来我投给他们一篇文章，还是主编给我回复的，他说读书班还在继续，欢迎继续参加，但文章给我拒了，这个经历还是很难忘的。两年修了好多课真的是开眼界，知道欧美原汁原味的语言学是怎么来做的，他们的课是怎么来上的。

邢：那从国内到国外、再从美国威斯康星州到英国剑桥，您所感受到的学术氛围有何不同？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心得体会吗？

史：首先我想从国内到国外，这两个对比来看的话是有不同的。国外的语言学，尤其是比较好的学校，他们很注重理论基础的学术训练，比如他们要学形式句法，要学语义学，要学形态学，然后还会有高级的那种语言学，再往上就是专题研究。剑桥那边也是这样的，他们有一套一步步提升的成熟的训练体系。

在我们国内是没有这样的体系的，我们现在学文字学、训诂学，学词汇史、语法史，一上来就是可以学、可以听的，但在欧美一些好的语言系里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入门的学术训练。我觉得这是一个学科成熟的表，现当然不是说国内的语言学不成熟。国内语言学的传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传统就是《说文解字》这一系列，包括音韵、训诂这样一套体系。这套体系严格来说，就是我们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的体系，它很少有理论假设，其实这也是事实，我们应该承认。

再一个，国外的语言学，他们比较强调理论上的创新，他们很多研究是以理论创新为出发点，所以他们鼓励提出一些新的东西。他们上课提的一些问题，你会觉得都很幼稚，包括研究生和博士生，他们有时发言讲很长的一段，说的话都很幼稚，你觉得根本不需要提问。但是他们很鼓励这样一些不是问题的提问，你尽可畅所欲言。这种风气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非常鼓励自我表达、自我表现。

美国好多大学里也是有语文学系的，叫作 Classics，古代的语文学文献学他们也有，但是这些人就不太注重理论创新。国内我们是把语言学和语文学混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严格的独立出来的语言学系。甚至直到最近这些年，我们仍然没有把古代的文献看成是一个语言系统，但古代的文献就是表达思想的一个语言系统。我们只是关注字词，我们没有关注整个系统的构建，没有关注在说话系统或者书写系统里，句法定位是怎样的，词法定位是怎样的，信息结构是怎样分布的。

所谓的“语文学”其实是从欧美传过来的一个术语 philology，翻译成语文学，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我们传统的语言文字学有自己的精髓，其实这里头也有一些理论推演。但西方的语文学是不一样的，他们主要面对的是一些拼音文字，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拼音文字包括各种古籍、文学作品，搜集整理然后做校勘，这是他们的语文学。

但是我们的语文学有独特的一面，一个是字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个字就是一个意义单位。我们传统的语言文字学，都是以视觉语言作为基础。所以对语言单位，对最小的意义单位的辨认,就是在视觉语言的基础上那就是一个个的字。当然也有联绵词的形式，联绵词有时可以拆开，拿其中一个字来作为一个单位。然后一个个字形成意义网络，最重要的是汉语有同源字，就是所谓的音近义通，形成一个核心意义。这跟汉语的特征有很大关系，和字词有很大关系。因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但在视觉上又是可以标音的，所以人们慢慢形成了一个心理，要有一定的意义范畴，有一定的声音标识符号，然后也可以通过隐喻的方式跨向另外一个意义范畴但会继承某些核心义素。慢慢就形成了写的字不一样，但词源是一样的这是汉语的一个特点。

再一个我觉得要提的，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我去英国之后才深切地体会到英国的大学跟美国的大学比起来，有一定的保守性。比如剑桥体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朴学的风格，他们有很深厚的传统，他们古典系的人都是有各种头衔的教授，他们的工作也是来做文献整理。然后英国的语言学也是相对保守的，你可以换一个说法叫务实，他们的追求是解决实际问题。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们的理论创新是远远不足的。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理论创新点都是美国人提出来的，他们其实就是想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可能大部分是错的，是经不起验证的，但就是有那么一小批聪明人提出的东西，就产生了影响力，让大家去追随。

还有一个体会，一定要出去走一走，不要只在一个地方，多听一听、看一看别人在做什么，是怎么做的，尤其要去一些先进的地方。其实我们现在说要有学术自信，我觉得要分情况，如果我们国内的研究已经是世界领先了，你是可以只看一看别人做什么就行了。但是我觉得就语言研究来说，我们现在的范式是远远没有领先的，我们做的这些东西，100年了都一直是在跟着别人走的。我们即便是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也没有达到领先的程度，远远没有。所以我们的学习还在路上，既然还在路上，那就一定要出去。

包括现在的语义学，我们没有一个系统的参照，就是你这样分析也可以，我这样分析也可以。但恰恰是欧美的一些学者，他们在做形式语义学的时候，是从逻辑出发做一些梳理，由逻辑发展出来的一些框架，这些分析手段就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精确的参照，我们就可以参照他们的理论框架来做进一步的精确分析。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讲语气到底什么是语气？判断语气、肯定语气是个什么语气？这一定要落实到语义分析上，有一个我们能够感知到的语义才行。

所以我们要向别人学习的还有很多，出去以后才知道跟别人相比，哪些方面自己有不足，哪些方面自己有优势。当然也要把自己的一些研究推出去，跟别人进行交流。现在这个时代,用英文写作也好，或者懂英文也好这不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事情，不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学术工具的问题，就是互通有无，文明互鉴。

邢：可否介绍一下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以及今后您有什么拟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课题？

史：一个是沿着博士论文做运动事件的表达。当时在美国，张洪明老师给了我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有150页，就是 Leonard Talmy 的经典文章我当时也不知道这个人这么有名，这篇文章这么有名，反正就是硬着头皮做，选了这样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后来越做越艰难，因为我发现我所能想到的一些点都被别人做过了。共时的好多人都做过了，历时的贝罗贝先生也已经写过文章，2006年北京大学毕业的一个博士，博士论文都出书了，那这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但是题目已经选了，只好硬着头皮做下来。在过去的10年里，相关论文发表在《中国语文》，Linguistics Studies in Language 等著名期刊上，专著于2014年出版，荣获第八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最近，这个领域的研究出现了新气象。原先我主要是做功能类型，随着文献的增多我发现最近这五六年，学者们开始从句法刻画的角度来看类型的区分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所以我还是会做下去，做运动表达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历时演变，就是看汉语从古到今的演变，句法刻画以及各个要素分布等等。共时分布，主要是我们汉语方言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各个方言的表达是不一样的，值得去进一步挖掘。还有一个思路是讲关于运动方式的，运动方式表达的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的差异，再有一个句法上的刻画，应该会出一个英文专著，正在申请出版社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推动。

再一个，前些年包括博士期间我做了一些文献方面的字词考据，这几年我试图把我所接触到的一些语言学理论，跟我们传统文献的解读结合在一起，包括传世文献的解读和出土文献的解读。这两年我写了几篇文章，个是从综合到分析，一个是介词的从句现象，还有关于“吾”“我”的文章从“吾”“我”之别来看《论语》的句子解读，这是我所追求的一个思路通过现有的一些理论性的研究，然后来反观传统经典句子的解读，就是从整个语言系统的角度去看，怎么样的解读是更合理的。

还有一个2014年申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语法化中的语法性及相关问题研究”。记得当时我看了一篇文章，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语法化中的语法性如何界定，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就用这个来申请。然后这两年也做了几篇关于语法化的文章。

还有关于上古汉语反问系统的研究。我发现汉语史上的反问系统，几乎没人关注，从来没有人出过书。我在考察《论语》“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这个句子的时候，发现大家的研究调查仅仅是从结构主义出发来认定这个位置的语气助词之类的，但是没有人去对上古汉语进行深入挖掘，这个句子其实是个反问句。这个反问句就涉及上古汉语中反问表达的策略是怎样的，这其实是有一系列的句法差异的，恰恰跟左缘结构有很强的主观性是有关系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有人提出过“新语文学”这样一个思路，我还在看他们的东西，感觉跟我想提出来的“新语文学”的思路是有点相似的。我想提出的“新语文学”，不仅仅是文献整理，而是要把文献看成一种语言语言是有它的结构体系的，要在这个语言系统里来看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它所具有的功能，包括它的句法、词法，还有信息上的定位。但是语言理论也不要走得太远，一定要符合直觉，或者落实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更好地解读文献。我们要积极地吸收借鉴新的语言学构建起来的语言学理论、语言学系统,来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我以后想追求的一个理念我想做这方面的人也会越来越多。

今后的预想，我想重写一本汉语语法史，这是宏大的构想。通过结合理论语言学和文献考据，在我所追求的“新语文学”理念的支撑指导下写部汉语语法史。这是一个理想，大概要等我老了退休了才能完成吧。

邢：您刚才提到硕士时主要做的是传统语言文字学，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由传统的研究思路转向如今的研究方向呢？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排战吗？

史：我一直在想我如果没有出国的话，可能就是沿着硕士或者博士一年级的思路去做。因为跟着汪维辉老师做博士论文，大概就是要做中古汉语词汇史，硕士读的又是文字学，我就想把文字学跟词汇史结合在一起然后利用一手材料，出土文献也好，传世文献也好，来精耕细作。但是出去以后就看到了很多理论，看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当时懵懵懂懂，一看一听就觉得思路很好，心向往之。包括后来到剑桥，国际上很有名的一些语言学家，听了他们的课，慢慢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这么来做的。所以我觉得我的研究思路不是说转移，而是新的语言学理论跟传统的文献思路两者结合互给。

面临的挑战当然是很大的，其实我现在也一直在面临着挑战。一个是新的知识的接受，其实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这个瓶颈就是如何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不断地学习新的东西。我现在感觉已经有些跟不动了，形式语言学的东西我大概还能够看一看，以前形式语言学就是基本的命题这些东西，现在要把那种主观性的东西，比如疑问、反问进行形式化，用技术手段把它刻画出来，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我还是心向往之。所以我想自己不懂的，就去问别人，跟别人合作，不管是先进的理论还是文献方面，去克服自己对新知不懂的这样一个瓶颈。因为你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所有的东西都弄明白，自己应该要有一定的优势和基础，但是不要把自己限制住，就是说尽量让自己没有“画地为牢”的思想，来任何新东西我都可以做，我做不了，那找别人来合作。

邢：您每周都会和所带的硕士、博士一起开展读书分享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和坚持？您认为研究生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对其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史：我们每周的读书会，我其实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我觉得是这样对研究生来说，一个大家集中讨论的时间一定是需要的，在这样一个语境和氛围里，你自然而然就会学到很多，就会想很多事情，这个熏陶是一定要有的。所以我想一定要有这样一个坚持。

对于研究生来说，一定要有怀疑批判的素质。说得通俗一点，要有一个挑错的意识，所有文献在你面前，你首先不要去支持它，你第一印象不能觉得它都是对的，你甚至是要抱着它是错的，而我要找出它哪里错的思路去阅读这篇文献，去听一个报告，去看一本书，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再一个，能够在一定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想法，去论证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一种必备的素质，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有严谨的意识，这就涉及你在构建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在论证的时候要严谨，在查阅文献、在收集语料的时候要严谨。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批判意识，一个就是严谨意识。

我对博士生的期待，在读是一个研究生，出去后是一个研究者，就是这样的一个期待。当然也不排除有一些博士生毕业以后会去做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去做别的事情也应该是以一个研究者的意识和素质去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对硕士就不一样了，我的期待就是分流，如果硕士生觉得自己适合或者喜欢做研究，那么就继续你的研究生涯。但并不是所有的硕士研究生都能这样，其实这就是一个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过程。当你觉得自己更适合其他领域的工作，你就要在硕士阶段除了做好本职研究学习之外，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充实自己。

邢：您平时在阅读文献时有何习惯？在撰写论文、投稿发表方面有什么经验体会？

史：我觉得我是一个出活比较慢的人，是需要慢慢思考的类型。我现在只有偶尔才读一读闲书，大概停留在一个碎片化阅读的阶段，看看微信公众号推送的信息。但是我读得比较杂，比如我关注 Nature、Science，他们有汉语的导读，我就看一看最新进展，也去看看有没有语言学的。

我现在主要是集中阅读文献，带着问题去看文献，也随时留意这些材料对我的问题有什么价值。收集材料尽可能做到全面，研究文献也好，古籍材料也好，尽可能做到全面，一定要找到原始出处和原始文献。比如说我在做《论语》那篇论文的时候，就去找到最初日本的刻本文献，一定要看原来的出处。顺便也要了解一下这个人、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情况。

撰写论文其实是个痛苦的过程，是个磨炼的过程，因为有的时候想得很美，研究下来却很痛苦，当然写成以后是很有成就感的。尤其当你在觉得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是很有成就感的。写论文要做到最基本的一点，你要相信你写的，或者说你写的东西要让你自己相信是对的，你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是坦诚的，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理直气壮。

在投稿上，我被拒了无数次稿了，其实每一个投稿人都被拒过无数次稿，被拒得多了以后，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记得当时第一次投《中国语文》，那时我投稿的时候还在南京，但是录用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威斯康星了。那会好像是冬天，我突然收到他们的录用通知，搞得我很兴奋，我就把我室友喊起来，太兴奋了。我觉得现在我投稿有一个体会，就是一个很无奈的体会，是什么呢？我有一些新的想法，我觉得别人说的不对，但是我又不太便于很尖锐地指出来，有一些新的直觉或者新的想法，一说出来别人就不信，或者是觉得太虚渺了。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这都是应该鼓励的，不应该因为这样一个审稿的过程来轻易地否定自己的写作，对吧?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我的文章但是我可以尽力做到让所有人都不讨厌我的文章，只能是这么一种很无奈的体会。

我记得当时投 Linguistics 的文章，我收到了四页的审稿意见，当时我给他写了好长的反馈。然后2018年发在 Studies in Language 上的文章收到了不止四页大概有五六页的审稿意见，我给他反馈的就有十几页，憋了一个星期，给他回复审稿意见。反正不管怎么着，即便是在你反驳的那个人手里头审稿，也不会说直接没有理由地给你拒掉，他一定会给你写很长的审稿意见，在国际上这是一个惯例。

现在像权威期刊的文章，定的级别很高，但其实从学术创新、学术价值来说，不一定的。你如果要推动学科的发展，你就要提出一个新的东西或者引领一个新的风气，一个新的研究话题，引起争鸣。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发出的文章都是比较侧重于材料型的，或者是用材料来验证一个既有的理论，或者发现了一个新的语料，然后对现有的体系有所补充。但是提出新的理论点，基本上是发不出来的。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不好，追求严谨的一面也是好的。

邢：那在学术研究和日常教学之外，您有什么锻炼方式或休闲活动吗？

史：以前我还游过泳，前两年在和家园住的时候，会去游泳馆游泳然后也跑步。后来因为自己没有坚持下来，这边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游泳馆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快走。我从西门出去，然后沿着余杭塘河走，那边有一个桥过去，然后要过了河滨融创，再往南边有一座桥，再从五常港路绕走一圈也得有个大半个小时。现在如果不赶时间，我就走一走。应该锻炼的让自己瘦下来，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邢：您目前也给本科生授课，那结合您自身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可否为语言文字学的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史：一个就是要读原典，读经典性的材料和经典性的论著。比如你要去研究古代汉语，你就要去读《左传》，要熟悉古代语言的基本情况，然后要去读《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注》这个是一定要读的。你读《左传》可以读这个故事，可以了解古代的思想文化，也可以了解古代的语言，但是读《说文解字》或者是《尔雅》这样的文献，有个问题就是你可能不知道自己在读什么，读下来以后你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不会让你很快得到有价值的点。但是我觉得读《说文》《尔雅》《广韵》这一系列的书，不要把它作为一个材料来读，要把它作为一个研究性的工具来使用。

再一个就是要读经典论著，经典论著倒也不是说直接上来就读，像读教科书一样读。我是比较排斥读教科书的，但不是说我排斥教科书，教科书存在的价值当然是很大的，它的意义在于给你提供整个研究学科的一个概况它的研究进展，它的研究体系，以及这个学科有哪些问题。但是对初学者来说，读教科书往往会让你觉得不知道要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呢?找问题，从问题出发，然后在读文献的时候，读教科书的时候，或者是在上课的时候，去研究这个问题。比如我在教课的时候，古代汉语教材里第一单元是《左传》，第二单元是《战国策》，我就发现《左传》里的“使”跟《战国策》里的“使”，用法不太一样。《战国策》里“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但是在《左传》里头就从来没见过有这样的用法。然后再去调查还真没有，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反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书，这样的话会比你单纯读教科书要事半功倍。

再比如“吾”“我”的问题，“吾”“我”之别，《说文解字》也都有解释，“吾”是自称，“我”是施身自谓。什么叫施身自谓？大家都搞不清楚都是各种各样的解释。然后你带着这个思路去看文献，以新的理论点、新的框架、新的手段来分析它，再来看《说文解字》里的释义就会更加清楚更加准确。当然包括段注也提到“吾”“我”语音强弱的问题，段注里面很多认识都是非常好的，通过你自己对问题的研究，对经典的理解就深刻了，就不至于说你看《说文解字》就是一句话的解释就完了。

所以对于初学者，归纳起来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要读原始材料，就是沉浸在原典材料里面，这个过程一定要有，你要了解这个文本，然后要熟悉文本的版本、流传等等，这方面的语文学的功夫要做足。再一个就是要带着问题去看文献，要从问题出发来看文献，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邢：在您的学术研究历程中，有哪些重要的学者或专著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也给大家推荐一下。

史：对我影响较深的，首先要从我的博士论文说起，2000年 Leonard Talmy 的两卷本《走向认知语义学》（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这部论文集是非常经典的，我觉得大家不管是研究哪个方面，都应该去好好读一读。

学者方面呢，我想要数我的三位导师了。

汪维辉老师的特点是很明显的，很好地体现了语文学的功底和语言学的眼光这样一个结合的风格。汪老师做论文会把文献功夫做得很足然后他对语料、对词义的把握，也不会围于传统的认定，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在文章里、句子里要通顺，词义放在这里要符合文义，这个真的是很重要，我觉得我是受这个思路的影响很深刻的。我在判定释义或者是解释对不对、准确不准确的时候，我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再一个汪老师的语言学的眼光也很好。他不会围于传统的字词训释，不会淹没在材料里面，他是有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思想理念的，这些理念尽管没有提升到用一些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手段来进行处理和分析刻画，但是他有这样的意识和眼光。

我在美国联合培养的时候，经常和张洪明老师聊关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张老师早年在复旦大学师从张世禄先生，功底也很深厚。但他后来接受了美国语言学的训练，理论性、层次性的意识也非常强烈。纷繁复杂的问题他用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张老师经常跟我说，分析问题要讲层次。我至今受益匪浅。

我的硕导王立军老师是我走上学术之路的启蒙者，当时他带我和海荣读《说文解字》打基础，并经常强调要有理论意识，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学术人生：浙大中文学者访谈录

【作者】胡可先史文磊主编

【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1月

【ISBN】978-7-308-22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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